6
住院第七天，张院长又来了，进门的时候脸就不对。
他在床边坐下，搓了半天手，才开口。
“出了点麻烦。”
“什么麻烦？”
“有个市级卫健委的科长，姓周，给省药监局发了一份协查函，要求我们提供你的身份证明和试药合同原件。”
“他有什么资格查？”
“没资格，但程序上他可以发函。省局那边按规定得受理，层层审批，走完最少两周。”
“两周怎么了？”
张院长没接话，我看着他。
“张院长，两周怎么了？”
“靶向药三期临床的窗口期还剩十八天。审批走两周，等批完了再重新跑流程，窗口期就过了。”
“过了会怎样？”
“项目终止，三年，全部归零。”
病房里安静了很久。
“这个周科长，跟那个光头男什么关系？”
“表姐夫。”
“一个市级科长能卡住国家级项目？”
“卡不住，但能拖。拖到窗口期过了，他不用卡，项目自己就死了。”
张院长站起来，走了两步又回来。
“还有件事。”
“说。”
“网上有人带节奏，说你是碰瓷团伙成员。有人扒了你的身份证号和户籍地址，你爸妈那边已经有记者去堵门了。”
“我爸妈知道了？”我一下坐起来。
“今天早上你妈给项目组打电话，问你是不是出事了。我们没敢说实话，就说你在出差。”
“她信了吗？”
张院长没回答，我抓着被子的手在抖。
“张院长，你帮我个忙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别让我妈看到那个视频。”
他点了下头，走了。
门关上之后，我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。
然后爬下床，疼，脑袋一阵一阵的疼，但我顾不上了。
我翻找那天穿的外套。
沾满血的外套叠在柜子最底下，我把所有口袋都掏了一遍。
手指碰到一个硬东西——录音笔。
我做试药人之后就养成了这个习惯。签过太多合同，见过太多翻脸不认账的人，录音笔二十四小时不离身。
那天也带着，我按下播放键。
先是行李箱砸下来的那一声。
闷响，然后是我的叫声。
然后是光头男的声音：“穷逼碰瓷？你那猪头挡道磕坏老子箱子，赔得起吗！”
过了很久，我拿起手机，拨了一个号。
“喂？”
“哥，是我，小棉。”
“小棉？你咋这个点打电话？出啥事了？”
“哥，你帮我找个律师。”
“找律师干啥？你在哪呢？”
“我在医院。”
“医院？你怎么了？”
“被人打了。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。
“哥，你在听吗？”
“谁打的？”
“一个不认识的人，在高铁上。”
“伤哪了？”
“头，骨裂了。”
我听到电话那头有东西摔在桌子上的声音。
“哥，你别激动。我需要一个律师，靠得住的那种。”
“要什么样的？”
“从来不和解的那种。”
电话那头呼吸声很重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话。
“行。你等着。”
第三天律师就到了。
病房门推开，进来一个不算高的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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